梁漱溟：我若死，天地将为之变色
作者：
魏邦良
分类：
精品阅读
子类：
国学·古风
在中国现代史上，梁漱溟以特立独行著称；终其一生，他坚持独立思考，表里如一，不?炎附势，不妥协畏惧，是一位真正的大儒。程思远先生对梁漱溟的评价是：潜心行学，一代宗师，探索人生，无所畏惧。梁先生完全当得起这样的评价。
“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”
1941年，梁漱溟在香港创办《光明日报》。当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，香港沦陷。梁漱溟等人经介绍结识海上豪杰“吴发仔”，由他安排，乘船过海到大陆。当时，吴发仔手下有几千义民担任抗日工作，将内地急需的物资如汽油等运往大陆。
那天晚上，吴发仔运棉纱的船共有16只，分3批出发。梁漱溟原先是和一位陆君乘一船，后友人发现梁漱溟和陆君都不会粤语，怕万一出事不好应付，于是让梁氏换船，与擅长粤语的陈君一道走。随后，小船在夜幕的掩护下扬帆而去。开始时风大，但风向顺，小船箭一般向目的地驶去；后半夜风向突变，小船开始颠簸，又苦又咸的海水不停溅入口中，小船随时有被海浪掀翻的危险。熬了一天一夜，梁漱溟乘坐的这只船总算靠岸。吴发仔一清点，有13只船被海匪劫去，到达的3只船，一船的货物被劫光，一船被海匪劫了两次，只有梁漱溟这只船安然无恙，毫发未损。原安排与梁氏同乘一船的陆君下落不明。如此经历让梁漱溟感慨不已，也让他感到十分幸运。
这种幸运当然是一种偶然，但这样?偶然在粱漱溟的生活中一再出现。
1939年，粱漱溟视察敌后游击区，数次遭遇日寇伪军，却总能化险为夷。当年6月10日《日记》：“黎明行抵连谷峪，入民家小睡，遽闻枪炮声，知前方已发生战事。出门遥见敌骑在西面山岭上，空中并有飞机，即向东向南趋奔。”6月24日《日记》：“行抵对经峪一小村……方解衣烘烤觅求饮食之间，闻石人坡方面枪声大作，知是接触开火。不敢怠慢，出村向东北一高山攀登……至山脚入岩洞掩蔽。洞内几已人满，见我等异乡人物，指点隐于最后。此时前后各山头敌我两军渐集，不久开火，各种枪声、炮声、炸弹声、飞机柳震耳。”6月25日《日记》：“此时洞内空无他人，可以走动向外了望，对面山头敌人旗帜、军官皆在目中。约十时后战场转至西北方，枪声稀少，敌旗撤走，三两敌人下山搜索，两次经洞口外走过，却不入内探视，我等乃得以安然无事。”
梁漱溟的这些经历险象环生，最终却是安然无恙，仿佛他就是台风中心，其他地方已被摧残得一片狼藉，满目疮痍，而他衣冠整洁，毫发未损。如他在信中所云：“就以此番香港战事而言，我离开黄泥涌道不久，敌军便占了黄泥涌道；我离开轩鲤诗道黄家，并将衣服取走之一天，黄家便被匪劫。”
屡次化险为夷，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给了梁漱溟这样的信心：“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。我在某处，某处便无凶险事……这样的暗示给我一种自信！我总是平安的。”“一旦出事，总有不相识的人出来搭救。”
“我不能死。我若死，天地将为之变色”
梁漱溟之所以能有惊无险地逃过一次又一次的劫难，应归功于他处变不惊，镇定自若的良好心态。1939年，梁漱溟出入敌后长达8个月，和他同行的人无不说他胆子大，不管遇到什么险情，他总是神色自若，如同无事。冒险出香港时，路上有位范君，也对梁先生大加赞叹，说：“梁先生真奇怪，若无其事！梁先生了不起，若无其?！”
所谓“若无其事”，兼指梁先生的的身体如常，能应付任何困难；修养超常，能吃得任何辛苦。其实，梁漱溟的身体并不比别人强健，但由于心态好，饮食起居一如往常，所以疾病也就侵袭不了他。梁先生曾对自己的家人说：“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不强的人，不过由心理上安然，生理上自然如常耳。你若是忧愁，或是恼怒，或是害怕，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，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（如呼吸、循环、消化等各系统机能）而起变化，而形见于体貌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。所以心中坦然安定，是第一要事。”
梁漱溟为何能在险境中若无其事呢?关键在于他有不同一般的人生观。他说：“我晓得我的安危，不是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。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，不用担心……不谋衣食，不谋家室，人所共见……我栖栖惶惶究为何事，朋友国人，或深或浅，多有知之者。”一个“不谋衣食，不谋家室”的人何惧之有？对他来说，死亡是另一种休息。
梁漱溟自14岁起就一直思考两个问题：一个是人生问题，一个是社会问题（或中国问题）。抗战爆发时，他已年近五十，而他思考的两个问题也已渐渐成熟：“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，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，并自信能为之说?。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，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，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，确有所见，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。”
对于前者，梁漱溟计划写3本书来阐述，这3本书是：《人心与人生》、《孔学绎旨》、《中国文化要义》，梁漱溟认为，写完三本书，自己这方面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。关于后者，梁漱溟已出版了3本书：《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》、《乡村建设理论》、《我努力的是什么》，但是要实现书中所写到的各种设想，梁漱溟还需要不断奔走努力。换句话说，梁漱溟认为，历史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还没完成，所以自己不会死。
他说：“‘为往圣继绝学，为来世开太平’，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。《人心与人生》等三本书要写成，我乃可以死得；现在则不能死。又今?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，亦正需要我；我不能死。我若死，天地将为之变色，历史将为之改辙，那是不可想象的，万不会有的事！”
有人说，梁漱溟这番话有些狂妄，其实，“狂妄”是其表面，内核则是“坚定”。梁漱溟以这番故意略显“狂妄”的话来显示自己坚定的信念——定会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，只有到那时，他才会坦然赴死。
在“狂妄”话语的背后，显示了梁漱溟对磨难、险境、敌人的藐视。任何人任何险境也阻挡不了他“潜心行学”、“探索人生”的脚步。正是从这个角度，我们才理解了他下面这句话：“虽泰山崩于前， 可泰然不动；区区日寇，不足以扰我也。”对梁漱溟来说，这句话决非冠冕堂皇的大话，而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。一个人若有了远大目标，自然不会被一时的困难吓倒，不会为眼前的险境恐慌。
1940年，梁漱溟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，当时，日寇丧心病狂地对重庆进行轮番轰炸，但梁漱溟无所畏惧，照常看书思考，埋首工作。5月初旬的一天，重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3位青年躲警报回来，发现学校操场上放着一张藤椅，一问，才知道是有人在警报时间内搬藤椅出来看书。这个人戴一副无边框眼镜，身穿长袍马褂——他就是梁漱溟。
（摘自《文人的骨气和底气》，世界知识出版社）
“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”
1941年，梁漱溟在香港创办《光明日报》。当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，香港沦陷。梁漱溟等人经介绍结识海上豪杰“吴发仔”，由他安排，乘船过海到大陆。当时，吴发仔手下有几千义民担任抗日工作，将内地急需的物资如汽油等运往大陆。
那天晚上，吴发仔运棉纱的船共有16只，分3批出发。梁漱溟原先是和一位陆君乘一船，后友人发现梁漱溟和陆君都不会粤语，怕万一出事不好应付，于是让梁氏换船，与擅长粤语的陈君一道走。随后，小船在夜幕的掩护下扬帆而去。开始时风大，但风向顺，小船箭一般向目的地驶去；后半夜风向突变，小船开始颠簸，又苦又咸的海水不停溅入口中，小船随时有被海浪掀翻的危险。熬了一天一夜，梁漱溟乘坐的这只船总算靠岸。吴发仔一清点，有13只船被海匪劫去，到达的3只船，一船的货物被劫光，一船被海匪劫了两次，只有梁漱溟这只船安然无恙，毫发未损。原安排与梁氏同乘一船的陆君下落不明。如此经历让梁漱溟感慨不已，也让他感到十分幸运。
这种幸运当然是一种偶然，但这样?偶然在粱漱溟的生活中一再出现。
1939年，粱漱溟视察敌后游击区，数次遭遇日寇伪军，却总能化险为夷。当年6月10日《日记》：“黎明行抵连谷峪，入民家小睡，遽闻枪炮声，知前方已发生战事。出门遥见敌骑在西面山岭上，空中并有飞机，即向东向南趋奔。”6月24日《日记》：“行抵对经峪一小村……方解衣烘烤觅求饮食之间，闻石人坡方面枪声大作，知是接触开火。不敢怠慢，出村向东北一高山攀登……至山脚入岩洞掩蔽。洞内几已人满，见我等异乡人物，指点隐于最后。此时前后各山头敌我两军渐集，不久开火，各种枪声、炮声、炸弹声、飞机柳震耳。”6月25日《日记》：“此时洞内空无他人，可以走动向外了望，对面山头敌人旗帜、军官皆在目中。约十时后战场转至西北方，枪声稀少，敌旗撤走，三两敌人下山搜索，两次经洞口外走过，却不入内探视，我等乃得以安然无事。”
梁漱溟的这些经历险象环生，最终却是安然无恙，仿佛他就是台风中心，其他地方已被摧残得一片狼藉，满目疮痍，而他衣冠整洁，毫发未损。如他在信中所云：“就以此番香港战事而言，我离开黄泥涌道不久，敌军便占了黄泥涌道；我离开轩鲤诗道黄家，并将衣服取走之一天，黄家便被匪劫。”
屡次化险为夷，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给了梁漱溟这样的信心：“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。我在某处，某处便无凶险事……这样的暗示给我一种自信！我总是平安的。”“一旦出事，总有不相识的人出来搭救。”
“我不能死。我若死，天地将为之变色”
梁漱溟之所以能有惊无险地逃过一次又一次的劫难，应归功于他处变不惊，镇定自若的良好心态。1939年，梁漱溟出入敌后长达8个月，和他同行的人无不说他胆子大，不管遇到什么险情，他总是神色自若，如同无事。冒险出香港时，路上有位范君，也对梁先生大加赞叹，说：“梁先生真奇怪，若无其事！梁先生了不起，若无其?！”
所谓“若无其事”，兼指梁先生的的身体如常，能应付任何困难；修养超常，能吃得任何辛苦。其实，梁漱溟的身体并不比别人强健，但由于心态好，饮食起居一如往常，所以疾病也就侵袭不了他。梁先生曾对自己的家人说：“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不强的人，不过由心理上安然，生理上自然如常耳。你若是忧愁，或是恼怒，或是害怕，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，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（如呼吸、循环、消化等各系统机能）而起变化，而形见于体貌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。所以心中坦然安定，是第一要事。”
梁漱溟为何能在险境中若无其事呢?关键在于他有不同一般的人生观。他说：“我晓得我的安危，不是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。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，不用担心……不谋衣食，不谋家室，人所共见……我栖栖惶惶究为何事，朋友国人，或深或浅，多有知之者。”一个“不谋衣食，不谋家室”的人何惧之有？对他来说，死亡是另一种休息。
梁漱溟自14岁起就一直思考两个问题：一个是人生问题，一个是社会问题（或中国问题）。抗战爆发时，他已年近五十，而他思考的两个问题也已渐渐成熟：“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，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，并自信能为之说?。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，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，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，确有所见，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。”
对于前者，梁漱溟计划写3本书来阐述，这3本书是：《人心与人生》、《孔学绎旨》、《中国文化要义》，梁漱溟认为，写完三本书，自己这方面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。关于后者，梁漱溟已出版了3本书：《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》、《乡村建设理论》、《我努力的是什么》，但是要实现书中所写到的各种设想，梁漱溟还需要不断奔走努力。换句话说，梁漱溟认为，历史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还没完成，所以自己不会死。
他说：“‘为往圣继绝学，为来世开太平’，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。《人心与人生》等三本书要写成，我乃可以死得；现在则不能死。又今?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，亦正需要我；我不能死。我若死，天地将为之变色，历史将为之改辙，那是不可想象的，万不会有的事！”
有人说，梁漱溟这番话有些狂妄，其实，“狂妄”是其表面，内核则是“坚定”。梁漱溟以这番故意略显“狂妄”的话来显示自己坚定的信念——定会完成历史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，只有到那时，他才会坦然赴死。
在“狂妄”话语的背后，显示了梁漱溟对磨难、险境、敌人的藐视。任何人任何险境也阻挡不了他“潜心行学”、“探索人生”的脚步。正是从这个角度，我们才理解了他下面这句话：“虽泰山崩于前， 可泰然不动；区区日寇，不足以扰我也。”对梁漱溟来说，这句话决非冠冕堂皇的大话，而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。一个人若有了远大目标，自然不会被一时的困难吓倒，不会为眼前的险境恐慌。
1940年，梁漱溟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，当时，日寇丧心病狂地对重庆进行轮番轰炸，但梁漱溟无所畏惧，照常看书思考，埋首工作。5月初旬的一天，重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3位青年躲警报回来，发现学校操场上放着一张藤椅，一问，才知道是有人在警报时间内搬藤椅出来看书。这个人戴一副无边框眼镜，身穿长袍马褂——他就是梁漱溟。
（摘自《文人的骨气和底气》，世界知识出版社）
